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首席教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思想通史》课程授课团队带头人王震中教授，接受了我校学生的专访。他结合自己的求学和科研经历及心得体会，就本科生如何学习和选择学习方法，以及课程设计中如何体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特色培养方式等问题,向学生作出指导和建议。
（王震中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生讲授《中华思想史》课程）
“专”与“博”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我本人的求学经历来讲，我认为做学术研究，从大学本科开始就坚持下来，对知识的积累是非常有益的。大学阶段的学习，应该既专注于自己本专业的学习方向，又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本专业的方向，而是要广博地学习。
当年我学习的专业是考古学，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各个大学的考古学专业都设在历史系内，所以历史系的所有必修课程考古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在我上大学前的那个年代国家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所以在思想解放以后我认为上学的机会非常宝贵，我的求知欲是强烈和高昂的。我并不只满足于课堂的学习，在课后也为自己找了很多书籍来研读。我除了学习本系历史专业的必修、选修课外，还去旁听了其他系的很多课程。那时候我们的哲学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我对哲学、逻辑学、还有何炼成老师开设的教学经济研究课都很感兴趣，甚至还去旁听了中文系开设的音韵学，了解上古发音，及古汉语在不同时期的发音。
大学生精力比较旺盛，求知欲强，多去涉及一些本专业之外的专业方向，给自己一个系统的学习训练，对以后从事很多工作都有很大益处。对于很多课程，如果你都有所涉猎的话会非常受益。像我说的音韵学，单纯地看有关的书籍，不一定可以看懂，但是在听老师讲解完之后，再去阅读有关书籍，就更容易掌握和接受。所以我觉得，对本科生来说，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个人兴趣，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安排的更合理一些，不能“不越雷池一步”，不能有“我是学历史专业、学考古专业的跑去听经济课有什么用”这样的想法。例如，我在若干年以后，写《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时（该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答辩，1994年出版，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的成名作），其中有一个章节是“聚落的生产、分配、消费和对外交往”，涉及聚落内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我在该书中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着眼，自然是由生产决定分配、消费和流通，但史前考古所能提供的多半是储藏设施和其他经济性设施的归属和所有的一些情况。这样就只好用逆定理来表达这种逻辑关系，即产品的储藏设施的性质取决于分配制度，而分配制度乃取决于生产关系中劳动的方式和性质。这样，书中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出当时生产的组织管理及分配关系方面至少存在两个层次，即以大家族为单位的生产与分配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与分配。要是没有经济学基础，就很难思考到这些问题，也很难提出这样的分析视角。
再如，我当时主要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而音韵学研究是从上古时代至明清时期古汉语发音研究，看起来好像和新石器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干嘛跑去听古音韵学呢？其实我后来的研究要求把新石器时代、上古时代和夏商西周时代联系起来考虑；而且有些历史文献成书是在先秦、汉代，在阅读它们时是需要音韵学知识的；文献典籍中有作为注音的“反切”，要是学过音韵学，你在阅读文献的时候看到这些作为注音的反切，你就能明白古音中这个字读什么，与哪个字通假，字面上的意思和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有些学者不注重古音韵知识，对有些字在古书中的特殊读法不懂，这对文献阅读和教学极为不利。
年轻人精力旺盛，闲不住，把时间不用在学习方面，就会用在玩游戏、看电视剧上面，大好的时光就这样荒废了。我倒不是说生活里只是死读书，一点生活乐趣都没有,生活要丰富，张弛有度是应该的。但是呢，学习和休闲要相互有度，多学一些基本的、在学校外面学不到的技能，对以后大有好处。所以知识结构一定不要太过单一和局限。
研究生阶段跟本科生阶段相比专业性稍微强一些，不过即使有明晰的专业方向，也要多多涉猎专业相关的学科甚至是专业之外的学科。因为人的大脑思维能力、活跃程度，和你接触的东西有关系，对当今时代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进步，一定要有所了解，把握时代的脉搏。看似和本专业关系不大，其实你能够通过这些知识来开阔视野，并且能够从其他学科当中借鉴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所以专业性和广博性、开放性，都要照顾。
博士阶段专业性就更强了，要想把博士论文写的有学术创新，甚至想建立某个学说，本领域的专著肯定要看，但往往别的领域的理论和思想，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从而获得突破。俗话说“功夫在诗外”，并不是说你写诗的技巧、对修辞的掌握在诗外，而是你的思想、灵感来源于诗外。孔子说，诗是言志的，诗用来抒发我们的感情、志向、境界。我们觉得一首诗好，除了感受到它语言上的美之外，更多地是感受到它的思想性和境界。我们做本领域研究的时候，不妨多涉猎其他的领域，一方面把这作为一种业余的休息，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思想启发和境界提升。否则以后可能路子会越走越窄，学问会越做越小。人始终要处于一个专与博，或者说专与通的动态平衡之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平衡点。掌握了动态平衡，才能有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
（2016年王震中教授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做学术演讲）
关于自我设计与融会贯通
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博士，在求学过程中，都应该有一个自我设计。我不管是在本科或者硕士阶段，对自己的发展方向都有一个自我设计。比如说，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如果是想做研究，想要做什么样的研究，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你的前辈，做过怎样的研究，而你自己想要做怎样的研究。不是说研究什么问题，而是说在这个学问里面，你要走什么样的研究道路，这和自我设计一定是有关系的。
同时，自我设计需要适时调整，这个自我设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所不同。调整与自己的读书境界有关，读书境界不同，眼界不一样，自我设计也会不一样。这样一路走来，原来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调整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完全把自我设计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不考虑社会的需求是不合理的。在我们的那个年代，人生轨迹很大程度上还能按照自我设计来规划，所以，心中也还有所谓“事业”即“专业”的观念。随着时代的改变，如今就业是个很大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自我设计，而是变成被市场设计，人也罢，产品(包括自己的作品)也罢，都是以市场为导向。我们没法扭转社会如今的这种现状，但是可以进行恰当的自我设计。一方面我们要顺应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我们要发挥自我设计的两个作用，一是强大自我，二是使自我兴趣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调和。市场以竞争为机制，而有时候自我设计是纯学术的，无法进入研究所工作可能就要进入大学工作，从事教学，也有个别到了机关、企业工作。尽管目前是市场在设计人才，但人才也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在市场牵引中使市场需求和自己的兴趣方向一致。把自己的兴趣方向作为业余研究，有时候做得好了，业余研究也会出很大的成果，这些都很难说。
我认为融会贯通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对研究的问题不能融会贯通，或者对掌握的材料不能融会贯通，这样所研究的学问往往是一孔之见；融会贯通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立”得起来的学问。所以我在《中华思想通史》课程中也讲了，什么叫学问呢？学问就是知识的系统化。一些专家们，也就是在贯通上、汇通上、广博上与专深上达到了一个平衡，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解释系统。
我觉得大学本科生们和研究生们，要注意两个融会贯通。
一是要对材料融会贯通。有的材料是对证明观点有利的，有的材料则是对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来个视而不见，不加理睬，这样写出来的观点就很难站得住脚。 二是对问题要融会贯通，这和自己平时怎么学习也有一定关系，要是研究的问题完全是碎片化，问题之间一点都不搭边，就很难形成体系。问题之间应该是要有一定关系的，把问题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起来，学问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系统。这样的话，一开始可能只是针对一个小问题的研究，但找到了有联系的问题时，就会促使你站在这些问题之上，从更高的层面进行思考，就很容易从中发现问题，把分散的学问变成系统的学问，这系统的学问中如果有很多内容是自己的学术创新，那就会达到一个整体的学术创新效果。
我在《中华思想通史》课程的授课中和同学们讲过，要做到两个统一。
第一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无论是研究历史、政治、经济还是哲学，都要注重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还有恩格斯在创作时，都很讲究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有的人可能尤其注重逻辑性，比如黑格尔，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小逻辑。但是要把这种逻辑性很强的学说，放到真正的(或者说是正确的)历史事实中来考察，可能就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是致命性的；用逻辑来说明事情发展变化时，如果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发展变化，那逻辑上再合理都是一无所用。我举个例子，解放前有个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到中国河南渑池考察，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当时把仰韶文化叫做彩陶文化。接着他又向西走，到甘肃青海一带，也发现一些彩陶，还发现了一些单色陶，他就用逻辑的方法来判断，认为单色陶是早期的，彩色陶是晚期的——事物的起源从简单到复杂。他就按照从单色陶到彩色陶的顺序，把不同地区发掘的文明遗址排列为先后六个时期。但是我的老师尹达先生，在二十世纪30年代就质疑了安特生这一观点，他依据当时不太完整的地层关系和陶器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应该是彩陶文化在前，灰陶文化在后，并且认为安特生建立在自己逻辑之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成立。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和逻辑的不统一。尹达先生当时是在南京和安特生辩论的，尹达说完之后，爱特生先生也很有科学精神，没有强词夺理，而是说他回去再继续研究。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尹达先生又进一步收集材料，重新阐释，建立了50年代的中国考古体系框架。所以说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逻辑性，没有逻辑性就不能系统化，会变得杂乱无章；但更要注重历史性，不能让以逻辑建立起来的东西和实际上发生、发展的情况相违背。
第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考虑问题也罢，做研究也罢，都得这样。有的看重宏观的人，轻视微观考据；而注重微观考据的，也看不起只注重宏观理论的人。我觉得二者都有偏颇。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人确实注重空头理论；七十年代之后，又觉得空头理论是花架子，掀起逆反思潮，注重微观考据。但是研究到现在，人们又开始批评研究的碎片化。碎片化的毛病，根源就在于没有理论的思考，没有高度的概括性，没有系统化。我认为最为合理的，是在一个人的研究中就要有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怎么统一呢？你既要研究具体问题，但是又把具体问题放在自己整个研究主题之下考虑，并且思考这个具体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学问，才叫大学问，这样的学问才能让无论是注重宏观还是注重微观的人都信服；实际上就是宏观理论思维和微观具体研究的结合。
在改革开放后，有很多国外的理论被引进国内。然而我认为，如果仅仅是一个拿来主义，把国外一些理论直接套用，那大概只是理论传播最低级的一个阶段。要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不仅仅是拿来，更重要的是变通，要进行理论的创新。有没有变通和创新，除了个人要有理论思维、创新的能力，还和有没有一定微观研究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把理论拿来，又对实证研究下得功夫很深，就能够把他人理论用来联系自己的实证研究，去看看哪些地方是这个理论说得通的，哪些地方有时候是说不通的。说不通的地方，就是这个理论的毛病。所以要想发现前人理论，或是同时代、外来理论的缺陷，就需要联系实证，需要具有很深的实证研究的素养和功夫，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你有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能力，面对新理论时，也就拥有了洞察它的建树和洞察它的局限的能力，吸收其建树，克服其不足，这样就建立了你自己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某个具体学科理论的创新和
发展，也一定是依靠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创造出来的。
关于《中华思想通史》课程
我给人文学院的同学们上《中华思想通史》课。教材是西北大学张岂之校长主编的，我教授的部分是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的思想。我对这门课的讲授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授课团队成员都是和研究中华思想通史有关的老师，他们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比如我讲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我也是研究先秦文化这一方向的。另外，宋艳萍、雷闻、王启发、郑大华四位老师分别讲解秦汉魏晋思想、隋唐思想、宋元明清思想、近代中国思想。我对这四位老师比较了解，他们教的课程和他们的专业方向是吻合的。第二，课时的安排和所讲内容在思想史上所占的比例是对应的。先秦史我讲解了六周，秦汉魏晋讲解两周，隋唐一周，宋元明清思想五周，近代思想两周，是这么安排的。每个人课时的长短是与不同历史阶段跨越年代的长短有关系。
老师们授课能否深入浅出，能不能既讲出历史进程中思想脉搏的变动，同时又能在某些关键点上讲的深入一些，而且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表述方式让学生听得有意思，这些都对我们是一个挑战。我自己正向这个方向努力，我也这样要求其他老师。我计划在全部授课结束后，组织授课团队老师开总结会、座谈会，让老师和同学们再次面对面，总结一下每个老师教学工作的成败得失，在深入浅出上是否做的到位。“深入”要体现研究性大学的特点，有理论思维或理论创新，讲出学术前沿性，让学生听了以后有收获；“浅出”要让学生有兴趣听，喜欢听。有思想有观点不见得能表达得精练、流畅、风趣幽默。讲课时不能教条式地灌输，这样学生听了会乏味，他们现在也不是高中生了。怎么办呢？我在课堂上，会把原著的精华的地方拿出来做成PPT，一些生僻字会在旁边注上音，个别不好理解的词会在旁边解释。然后分析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及比较其他人的思想。这样学生在接触之后，对历史文献就不感到太陌生，反而是亲近；把对文献的解读与对其思想的分析融为一体，这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很有益的。
老师要和学生磨合，教学相长。虽然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还提不出那些深刻有趣的问题，但当他们看了一定的书以后，再讨论再提问题的时候，就会促使老师把有些问题想得更明白、更深入。好的老师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学生研究问题，要做到让学生能看到老师是怎么样研究、怎么样思考问题的。让学生能够明白为什么老师有些地方讲得和教材好像有出入，为什么有些观点和看法和教材很不一样。有些教材一笔带过，老师绝对不能照本宣科,这样子学生听着没意思。但是又不应完全脱离教材，毕竟教材是有着周密考虑和系统组织。所以老师讲课高明与否，也与他怎样分配时间，怎样让学生在掌握整体思想脉络的情况下，又在某些点上有些具体的收获，通过这些收获还能启发他如何研究、考虑问题，为他提供一些方法和思维。至少我把自己六周的授课按这个要求来努力做的。所以下了课以后学生特别爱向我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哪些方面学生还不明白，还要再讲清楚一点。
我要求老师们时时刻刻要做到：一方面整体把握中国历史主流思想的线索，另一方面在某些关键点上讲得深入一点，讲出每个历史阶段独到的思想史特点。讲的深一点除了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还会使学生从中学习到老师考虑问题的方法，老师的思维，及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但又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得很深。毕竟整个课程从原始社会到近代才16周，时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老师把握好详略得当。
（王震中教授与采访学生）
为什么要学习《中华思想通史》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高度，这样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里，能够在历史上凝聚成思想的并不多，都是历史的精华。思想史和哲学史是紧密关联的。哲学有哲学自己的一系列的命题，有一系列的学科范畴，但是有一部分和思想史是重叠的。学思想史能训练你的概括能力，训练你的抽象思维能力，训练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我在课上也和学生说过，你写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研究性的或者是文学性的，如果没有思想性，就是言之无物，就没有灵魂。如果学过思想史，会训练你发言和写作的思想力，这对以后无论从事什么样工作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如果学了思想史之后，听了历史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还老调重弹，人云亦云，那样子没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思想家，但我们的头脑要有思想，不然的话，写出的东西就是没有灵魂的东西，工作中也容易人云亦云。我上课也对同学们说，“著书”就要“立说”，有思想才能写文章，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文字的工匠，而不是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这是学习思想史、学习哲学对思维能力方面的益处。
现在有一些半民间化半专业化的所谓“文化学者”，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不出对历史思想文化的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也体现不出对思想文化的科学性推进。问题的症结在哪呢？主要还是思想方法、思维方法的问题，也属于没有思想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研究文化也得有思想，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要有思想。最近中央在强调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思想和文化是互为表里的，没有思想的人很难做出文化上的创造和发展。
近两三年，我担任《中华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分卷主编（是双主编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意识地站在人类思维的角度来读一些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思想作品。
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历史的、完整的思想史脉络，注重中华思想史中的“通”与“变”的关系。有时候把思想史划分成各类思想，诸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等，这只是一种分类。在我看来，揭示各个时代的思想特质，揭示思想的时代性，即揭示由时代所提出的思想和思想挑战，才是思想史应特别加以回答的课题。我们通过思想史的学习，能够挖掘出各个时代文献和文字背后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思想史总是同时也在考察各个阶段的社会思维与精英思维。比如同学们学习人类原始社会思想史的时候，发现原始文化（也有人视之为“原始文明”）发展到某一阶段，和现在的土著思想可以互相参照。在参照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那个阶段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阶段、水平和特色；可以看到原始思想观念与原始思维是交织在一起的。
另外一方面，在解读、分析我国古典时期（即我国思想文化第一个原创高峰时期）的诸子思想与思潮的时候，让学生了解到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是怎么面对当时的社会而论述的。人的思维和思想往往是和已有的思维和思想互相借鉴的。在琢磨研究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思维思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塑造自己的思维。有一定的训练和塑造以后，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考虑事情的条理性、因果性、关联性，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有的人是散发性思维，有的人是逆向思维，有的人是辩证思维；你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琢磨这些散发性思维、逆向思维、辩证思维，并拿这些方法去考察别人的思维和作品时，就增加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所以我觉得学习思想史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思维能力的过程。对同学们而言，无论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一点都是有用的。所以，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把“中华思想通史课”作为一门必修课，作为老师应该教好，作为学生应该学好！
最后，谢谢同学们的采访，祝同学们学习进步，生活愉快！
采访记者：张润泽 卢程皓 李梦佳 刘美琪
图文来源：张润泽 刘美琪 李梦佳 卢程皓
图文编辑：张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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