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授课人，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博士生导师王学东教授接受了我校学生专访。他对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求学与科研工作经历，就同学们在大学期间如何培养学习精神和选择学习方法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记者：王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个人从知青到大学生的早年经历，您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历程吗？我相信正处于大学阶段的同学们能从您的经历中获得许多启发。
王学东：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1966年小学毕业，1968年进入中学，在此期间没能学习到多少文化知识就被分配下乡。我当时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下乡一直干到1978年，因为文革造成的所谓“家庭问题”，只能在农工排种地。那里的工作异常艰苦，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另一方面,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连队是全兵团的先进连，平均每人每年能够给国家上交一万斤商品粮。
尽管我因为“家庭问题”受到了很多打击，但我在连队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农业连队的劳动条件很艰苦，但我还是会找一些书来读，因为我的目标是进一步深造，也出现过两次实现这一目标的契机。一次是在1972年，我借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做了一个手术，因为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就以术后休养为名休了半年假，利用这段时间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1973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也是因为家庭原因，我没有资格被推荐，只能继续种地。第二次是响应毛主席向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号召，1973年开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理论学习班。我很幸运，被推荐到团部理论班学习，尽管学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我如饥似渴地求学，做了很多笔记，这段时间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我在1978年2月办理“困退”手续回到了北京，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我当时主要的学习任务是“补短板”，因为尽管之前有过半年的补课，但我和应届生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数学方面。那年高考，我数学考了40多分，在文科生当中算是高分，其余科目整体分数都不错，达到了重点线。填报志愿时，我根据自己经历和理论基础，选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很顺利就被录取了。
刚入学时我的基础很差，在学习上有很大困难，特别是外语，可以说是零基础。人民大学当时开设五门公共外语课，英法德俄日，选学英语的人非常多，但英语师资少，只能通过考试决定选课资格。我由于基础太差，英语考试交了白卷，所以听从老师的劝告选学了德语。毕业分配时，我考虑到中央编译局既有与我所学专业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又有许多一流的德语专家，到那里之后既能从事专业研究，又能提高德语水平，所以就选择了中央编译局。
回头看从下乡到返城上大学的经历，我有两点感悟：一是年轻人要有理想、有目标，永远不放弃希望。二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恢复高考的时候，机会对于所有下乡知青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但大部分同学没有任何准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而像我们这些事先复习过功课、有过准备的，就抓住了机会。所以说，永远不放弃希望，脚踏实地地做事，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才能抓住人生的机遇。
记者：听了您这段经历，受到的启发真的特别大！您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下来，考入大学，又通过刻苦学习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太励志了。您在中央编译局任职多年，您觉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对我们学习、研究、普及马克思主义有何重大意义？
王学东：我刚到中央编译局时并没有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当时局里有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我因为专业对口就先到那里做研究工作，从最基层起步，一直做到研究员、研究所所长。2004年底升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我才开始投入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两大重点编译项目——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工作。
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普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讲“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是用外文写的，包括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文字，中国人看不懂，怎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第一步就是要把外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还在筹建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建党以后，我们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主要任务就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译著。当然，那个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马列经典著作翻译还是少量的、零星的。真正大规模、有组织地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是在延安时期。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其中设立了编译部，由张闻天同志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在抗日战争时期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6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
194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它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组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1953年至1958年编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共13卷；从1953年到60年代初编译出版了《列宁全集》共39卷，从1982年到1990年编译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共60卷，2001年以后，又根据新发现的文献编译出版了两卷《列宁全集补遗》，2010—2018年编译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共60卷；从1955年到1985年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1986年开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迄今已经出版了29卷。除了三大全集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出版了各种选集和单行本。特别是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以及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适应不同人群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的需要，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各种不同版本的马列经典著作，迄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马列经典著作版本体系。专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用全集；一般党政干部和教师可以用文集或选集；像我们青年学生通常用选集或单行本就够了。
党中央对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前段时间《光明日报》专门到编译局做了个采访，写了一篇报道《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就是讲述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编译的这么一群人，他们一辈子甘于坐冷板凳，专心致志、任劳任怨地干这么一件事。这篇文章发表后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记者：您觉得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马列经典著作编译要遵循哪些原则，或者说对编译者有哪些水准、素质方面的要求？
王学东：这个问题非常好。翻译工作有个“信、达、雅”的一般准则。编译马列经典著作，首先要符合这个一般准则，但又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我的体会是，要深入研究和准确表达马列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要使译文更加精准地反映作者的原意。马克思当年写作的时候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这需要译者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能凭想当然地说“我认为”他这句话想表达什么意思。
编译马列经典著作需要既精通外语，又精通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复合型人才。现在有些人不太了解情况，觉得我们每年都有那么多外语专业毕业生，马列著作编译队伍应该实力雄厚，不缺人才。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单纯学外语的人，搞不了马列著作编译。当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编译局也选调了不少单纯学外语的人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人被中央选调从事马列著作编译，都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一方面会继续深化自己的外语水平，另一方面会努力学习马列基本理论来充实自己。但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外语的人，尤其是学德语的人，面对的诱惑太多了，跨国公司和一些大型涉外机构，不仅待遇好，而且出国机会非常多。而在编译局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不仅待遇差，而且面对的是非常艰深的理论问题。外语专业的学生上大学时没有深入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再让他们去学习理论，自然很难学进去。例如，编译局经常请外国专家给局内的年轻同志开理论讲座。有一次我问一位德语专业毕业的年轻同志：“怎么总是让老同志上去翻译啊，你应该去试试。”他回答说：“你让我去翻译？他讲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我都听不懂！”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而不懂理论就根本无法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翻译。所以多年以来，编译局的马列经典著作编译人才队伍急剧萎缩，不仅难以吸引人才，而且还流失了大量人才。
这种情况和大学的培养方式也是有关的。现在大学不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首先从外语教学来说，全都是清一色学英语，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还要求学第二外语，现在也不要求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学习第二外语比过去更有条件。许多同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英语，上中学时英语已经学得相当好了，到大学完全可以免修英语，腾出精力去学二外、三外。这样，毕业后工作的选择面就宽多了，德语人才也不会这么稀缺。至于外语院校，培养的德语人才基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兴趣。这样的人才很难适应编译局的工作要求。从编译局目前的情况来看，学外语出身，后来成为马列著作编译专家的老同志很多，而年轻人中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年轻人目前比较多的情况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社会科学出身，来编译局工作后再去强化培训外语并到国外进修。这样的人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反而能做得更好，现在我们的编译工作骨干多数是这样的人才。
总之，我认为编译工作需要的素质，必须是“复合型”的。第一要精通外语，尤其是德语，最好是精通多种语言。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时候经常是多种语言共用的，德文里面经常穿插法文、英文甚至拉丁文，还有一些著作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目前编译局德语人才不足，法语人才更加稀缺，老的法语专家退休以后，没有人可以顶上来。其次，还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对于翻译中所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要了解它的背景、理论原理，否则翻译无从下手。第三，要了解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要是对这段历史、对当时的国情不了解，就很难准确把握。第四，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作品涉及面很广，比如《反杜林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涉及到了，此外还包括宗教（大量引用《圣经》），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甚至一些戏剧（浮士德、莎士比亚），所以知识面越广越好。最后，中文水平要好，外文翻译过来，最后校订时尤其考验中文功底。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要把原来的语序打乱重新组织，用最恰当的中文表达形式再现原文。如果中文水平不行，再创作就会变成“翻译腔”，生硬拗口，甚至词不达意。
此外，还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要求准确，而且还要求统一。统一这件事太难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出了50卷，可以摆半个书架，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在这50卷里面必须全部一致。如果没有一整套严格严谨的流程，没有专人去统一校正，很难达到要求。
最后，还要安于清贫。这也是很困难的。我刚才讲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面的诱惑太大，人才流失严重。当时《光明日报》的那篇报道，就特别强调了安于清贫这件事——编译局的这些老同志们，甘于清贫，愿坐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就这么坚持了下来，干了一辈子。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重要。作为我校《马克思主义经典选读》课程的任课老师，您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说，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原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学东：首先，应该区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两门课程。《选读》课强调的是读经典，一定要读原著，而且必须预习，上课之前应当完成阅读，带着问题来上课。老师讲课只是帮助同学们理解，对读原著进行辅导。但是有些同学本末倒置了，根本不看原著，就等着听老师讲，指望着听老师讲原理和结论，将来把这些原理和结论整理出来就能应付考试了。这样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以阅读原著为主，课堂教学只是辅导。
记者：可是我们阅读原著困难比较大，因为原著有些地方很艰深晦涩。我自己的做法是先读一些解读原著的书，然后再去看原著，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王学东：最好还是先读原著，带着对原著的疑问，再去看一些辅助阅读的书籍或者听老师讲解。其实原著也并非像你想象的那么难读，有些时候可能只是被某些概念问题困扰了。我们最近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难读吗？很好读！话语很通俗，而且文采飞扬，读起来非常舒服！所以我建议同学们，不要只阅读毛泽东著作的节选或语录，最好直接去看毛选，从头到尾好好地看一遍。不难读，很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许有一部分较难读，但是就像你说的，可以通过一些导读性的书籍来辅助阅读。
我觉得读原著有几点要着重把握：一是写作背景。经典作家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著作？这篇著作当时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另外要了解原著里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是论战性的著作，还要搞清楚论战对象的身份背景和主要观点。比如《反杜林论》，就要知道杜林的观点，否则就搞不清楚整场论战的来龙去脉。
另外，不仅要能够提炼、归纳原著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而且要搞清这些原理的产生条件和针对的对象，它是在什么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得出的，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什么。过去我们为什么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就是因为自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可以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照搬照抄的。我是学国际共运史出身的，我觉得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前一段时间曾经传说教育部要在专业目录里把国际共运史砍掉，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科社课主要是讲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而这些原理和观点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适用的条件是什么，不学习国际共运史是搞不清楚的。比如暴力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在什么情况下暴力革命不适用？这必须根据具体条件作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暴力革命的时候，很明确地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革命的暴力只是用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能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回答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马克思1872年在海牙工人集会上演说时也曾谈到，当时实行议会民主制的美国、英国，甚至也包括荷兰，是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暴力革命是有条件的，是在不诉诸暴力就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能和平解决问题，干嘛要使用暴力？但是很多情况下和平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统治阶级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除非有特定的条件。当年北平为什么能和平解放？为什么可以不对国民党军使用暴力？因为当时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和平起义，所以没必要再使用暴力。包括建国以后，为什么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搞和平赎买呢？因为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强大压力下，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改造，不使用暴力我们损失最小，收获最大。
学习原著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相当于直接在和作者对话，了解当时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搞清他提出的这些原理和结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对原著中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一定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理解和使用，而不能当成教条到处照抄照搬。高中的时候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学习习惯，不预习就直接听课、做笔记，然后背熟老师给定的要点来应付考试。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必须改变学习方式，要学会自己研读原著，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做读书笔记。
有些同学喜欢钻牛角尖，特别是对某些比较晦涩的概念和范畴。我认为，对于那些过于晦涩的概念和范畴，同学们目前不一定都要钻透搞懂。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那些过于艰深的、冷僻的东西，等到将来自己知识面扩展了，学得更深入了，自然就能够理解了。所以我再三向同学们强调，不要钻牛角尖，比如像黑格尔的一些概念和范畴、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命题，以及杜林的一些观点等。当时人们使用的一些哲学概念，我们现在其实早已不用，都是些很冷僻的东西，一时看不懂不妨先放一放，并不影响学习，不影响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再者，同学们要善于利用图书馆，使用工具书和网络资源来帮助自己学习。遇到不懂的哲学概念、范畴，除了可以问老师，还可以查词典、查各种工具书。词典的解释比老师的讲解还要清楚、权威，老师说不定还要先查词典再回答你，他也不可能把全部知识都装在脑子里。人民出版社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理论资源数据库，里面包括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所有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党的文献和各种理论研究成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和中央编译局，都有各自的理论资源网。我们要善于发现和使用这些网络资源，来帮助我们提高学习效率。
记者：相对于高中的学习，您认为大学期间要更加主动地阅读、学习原著，善于使用辅助学习资源，那除了这些建议，对于原著学习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吗？
王学东：当我准备讲授这门课的时候，得知我的学生都是刚从高中升上来的大一新生。为了了解我的授课对象的知识基础，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高中政治课的学习要点，发现这些孩子高中的时候学的东西不少，尤其哲学部分，内容还是相当多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些概念、范畴，公式、结论，没有很深入的解读。当时老师对你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只要把这些要点背下来就可以应付考试了。但是到了大学，我觉得首先就要改变高中“满堂灌”的课堂教学和学习方法，转变成大学生主动学习、善于自学的学习方法，把自学和老师讲解相结合，阅读原著和使用工具书相结合。如果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出一两篇理论文章，在杂志上发表，那就更好了，达到了学习和研究相结合，这是大学生应该有的素质。
对于我们高中时记忆下来的概念、范畴、公式、结论，到了大学要通过阅读原著，使它们生动起来。当时是干巴巴的知识点，现在就要回到经典作家具体的写作背景，搞清楚他们当时使用的方法和要解决的问题。这样，我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就活了，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自主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不是死记硬背一堆僵死的教条，这是我们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最需要培养的品质。
记者：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同学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里面的逻辑性非常强，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广，本科同学们在学习原典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王学东：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要求去做，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提高同学们的思维能力，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批判精神，要有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任何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地盲从，一定要独立思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学习认识论、辩证法，首先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包括这门课，是预先读过原著，带着问题和思考来听课，还是不预习，只等着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获得的结果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大学生一定要学会主动学习。我们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实际上对大家主动性的限制还是挺多的。国外大学大都是选课制，每学期开学时，学校大厅里明明白白地公示各种课程，就像进超市购物、进餐厅点菜一样，学生有充分的选择权。比如德国，学生要有两个主修专业，一个副修专业，或者一个主修专业，三个副修专业。选的专业里面有哪些课，课时、学分都很清晰。只要能达到应达的学分，就可以随意挑选。德国大学生也没有固定的班级，教室随选的课程而定，这次课的同学是一些人，明天上另一门课的同学是另一些人。但是他们每门课都有相对固定的学习小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Seminar（德语）”即讨论课。一个人主讲，做一个“Referat(德语)”即报告，其他同学点评和讨论，老师根据课堂讨论的表现打分。这种教学模式很能激发同学们的学习主动性。我们高校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移植了高中的模式，有固定的班级、教室和课程。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在现有范围内尽量提高自己主动学习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1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报告，讲得非常好，我想推荐给同学们。他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会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他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在这里，习总书记强调阅读经典著作不仅能学习知识，更能升华自身的境界和道德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还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近期我们课堂也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今天我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讲，“两论”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给学员上哲学课的讲义。他用这两部著作来阐发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其中举了大量生动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都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非常具有针对性。而我们这两部著作的教材是节选，恰恰把这些生动的例子给舍弃了，非常可惜。所以我要求同学们回去之后，一定要原原本本地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所举的那些例子，把它吃透，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学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中讲的那些深奥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对于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那些深奥的哲学道理，非常有益；而且能帮助同学们懂得，怎么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记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这次采访的机会，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王学东：我也感谢你们，来帮助我梳理自己的想法。
采访记者：刘美琪 张润泽 卢程皓 李梦佳
图文来源：张润泽 刘美琪 李梦佳 卢程皓
图文编辑：张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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